从庚款留学生到中科院院长，他为何首提科技兴国？

来源：互联网 2024-11-12 00:12:20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1937年8月17日，是淞沪会战爆发第五天。

在上海吴淞口码头，一艘即将驶往英国的游轮上，24名获得第五届中英庚款的留学生整装待发。看着战火纷飞的祖国大地，他们立下了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誓言。

这其中，就有时年22岁的卢嘉锡。

据卢嘉锡之子卢咸池回忆：“我父亲在船上，就听到外国人说，这批人是“赔款专员”，打仗输了的国家的，我们给你一点钱，让你来读书了。所以我父亲心里面非常非常愤怒。他说，我们就像盗火的神一样，就是从国外把火种给拿回来，在我们中国点起来。”

1939年，卢嘉锡在伦敦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后来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鲍林教授从事结构化学研究。在那里，他结识了钱学森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与他们结下深厚情谊，相约学成文武艺，报效中华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

据卢咸池回忆，父亲卢嘉锡非常兴奋，他说：“半年前当我开始计划我的回国之旅时，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的计划是必须从大西洋绕一圈，在地球上绕大半圈回国。现在日本已经垮台了，我可以从美国的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到上海，从‘前门’回祖国去。”

农工党中央宣传部原部长李汉秋介绍：“有一批很杰出的、有成就的科学家回来了，包括钱学森、包括钱伟长，搞核原子弹的那几个专家，隐姓埋名。卢老更早一点，抗战一结束就赶着回来了。”

归国前，卢嘉锡刚刚获得由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颁发的成就奖，他拒绝了留美研究的优厚待遇，怀抱着在中国开辟出结构化学新纪元的一腔热忱，回到厦大和浙大成为了一名清贫教授。

然而，国民党又挑起内战，致使无处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让卢嘉锡备感绝望。

“对于国民党，我父亲是非常地失望，从希望到失望到最后绝望。我父亲想尽各种办法，在朋友的帮助下搞到了一些不能算化学药品的工业用品，重新再加工提纯（做实验）。他说，我相信这句话：‘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唯一期望就是黎明早些到来’。”卢咸池说。

1949年10月17日，厦门全岛解放。

20号，当时的第一任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跟卢嘉锡谈话时，讲到厦门大学什么时候能够复课的话题。卢咸池说：“我父亲非常感动，才刚刚解放几天，就这么关心教育，这么关心大学，（他）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卢嘉锡意识到，国家要发展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也将到来。1953年初，卢嘉锡加入了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就是这一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李汉秋说，“解放后，他（卢嘉锡）特别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才真正地能够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科教事业。加入农工党以后，一步步从教育、科技走到多党合作的政治舞台。”

作为国内少有的结构化学家，卢嘉锡受命筹建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他带领一批年轻人，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建成中国第一个以结构化学为主的综合研究机构。

1975年，卢嘉锡率团访美，受到高规格接待。回国后，他对前来祝贺的钱学森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终于在西方人面前挺直了腰杆。

“我们国家要真正完全改变面貌，必须靠科学技术。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们要尽力在世界的科技的竞技场上面多插上几面五星红旗。”卢咸池回忆道。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改革开放”东风将近。

邓小平讲话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据卢咸池回忆，对于我国的整个科学事业，中央有更多的考虑，邓小平提出，科学院院长由科学家自己来担任。

1981年，卢嘉锡出任中科院院长。1983年，他陪同邓小平同志会见了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就建立中国第一座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设立博士科研流动站等事宜进行讨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回顾道：“这次会见，我想是中央在确定了推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项目以后，小平同志和李政道之间很重要的一次讨论。科学院的卢嘉锡院长非常重视，使得这个工作很快就向前推进。”

“邓小平同志1988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落成以后来视察，他提到，当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总所长问他说，高能物理都是发达国家才做的，你们中国现在还很穷，为什么要做高能物理？小平同志回答说，‘我们做高能物理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中国科技的发展，要让中国的高科技在世界占领一席之地。’对撞机1988年建成，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它一直处在国际这个领域研究的最前沿。”陈和生介绍。

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亲自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奠基石铲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