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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食物安全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朴的道理,今天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食物安全隐患挑战。
不放心的食品,直接影响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长期下去将导致中华民族整体国民健康素质的下降。
而安全隐患,主要来自食物生产的源头,即地头和各类养殖场。影响因素有农业五大害和一潜在危害,这“五大害”是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潜在危害是转基因。
农药和除草剂使传统农田充满了杀机。辛苦的锄草劳作早已被除草剂所取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已成为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农民每年都向作物、果树、蔬菜施加大量农药,向耕地喷洒除草剂,且毒性越来越强,农民们依然不能消灭害虫和杂草。
后者与人类竞争的结果是,生产出来的食物除风味下降外,还充斥了各类不利于人类健康的成分。能够杀死虫子和杂草的东西对人体肯定好不了哪里去。
农膜虽然实现了反季节蔬菜生产和提前上市,但其代价也很惨重。――以蔬菜产业闻名的华北某县农民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地下水已不能饮用,需要花钱到上游的县买水喝。
添加剂和激素滥用带来的危害触目惊心。现代技术使鸡、鸭、鹅等禽类“长大成禽”的周期从120-150天缩短到38-45天,生产出来的肉含有不少有害化学成分。水产方面,鱼、鳖、虾、蟹、鳗等等无一不用添加剂和生长素,令人馋涎欲滴的海鲜里可能隐含有对人体极为不利的成分。
农民种地(养殖也一样)分两类,他们用传统的办法生产自己吃的食物,用现代技术生产城里人的食物。因为市民无法生产粮食、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他们只有受制于“农”。城里人即使再有钱,他可以买到任何高级消费品,唯有两个东西他买不到,即洁净的空气和健康、口味良好的食品。
农民们尽管使用了浑身解数,仅靠农产品致富,并承担养老、医疗、教育、婚丧嫁娶的各种费用还是非常困难的。发达国家都是向农民补贴,日本每个农民获得的补助每年2万多美元,美国1.2万元。可见,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希望农民从地里刨出金子来。
相反,因为农业是个基础产业和低效益产业,纳税人有义务维护农民利益。在中国,因为种地不合算,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不高,青壮年劳力纷纷进城去谋生,留下了妇女、儿童、老人看守家园,原本欢乐的农家家庭从此没有的笑声。进城的农民轮到受城里人的气了,他们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住最差的房(很多住处根本就不是房子),所赚的钱到头来交给了医院、高等学校、交通部门,剩余的依然难以维持娶媳嫁女和养老送终。
我国的优势是人多,人民勤劳朴实。大化肥、大农药、转基因是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且昂贵逼出来的路;我们舍弃了自身优势,牺牲了乡村生态环境,换回来的是国民吃不上放心食品。农民是种地好手,进城谋生是舍本求末;城里人想花高价钱买放心食品,但是他们被骗怕了,任何广告宣传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忽悠”。
那么,放心食品哪里来呢?
正确的出路在于让大量进城的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这些活就是为14亿人生产放心食品,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恢复日益衰败的乡村道德和乡村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
利用生态学原理,农民在生产健康食物的同时,还可以解决肥料来源问题、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农村燃料和电力问题、农村教育和养老保险问题。
在上述过程中,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理应当得到国家和城市的认可,并从经济上给予补偿。城里人要吃上放心食品,就必须多花钱,将其用于买药品和去医院就医的费用投资健康食物。“病从口入”,只有吃得干净才能少生病。
用传统方法生产食物,费工且费时,甚至存在高风险。去年笔者让老家的父亲种谷子,我的要求是完全用传统的办法,即不用一颗化肥、不用一滴农药,不能覆盖农膜。我先声明这样的粮食是我自己吃的,否则他可能“掺假”。因为条件很“苛刻”,这可苦了老人家。虫害还好说,可以用手抓;麻雀可带来了大麻烦,父亲花了一个多月每天轰麻雀。因为这样产出来的小米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别人给多少钱他都不卖。
2007年笔者做了另外一个试验,利用自由放养技术,将“牢笼”里的2000只鸡“解放”到树林里。那些鸡们这下可自由了,林地里的草连同任何能够遇见的虫子们被吃一空。因为活动量大,半“成年”的鸡每天光吃粮食就得300元,且出“林”的时间整比出“牢笼”的时间延长了三分之二,这就意味者要消耗更多的粮食。因为笔者不想害人,坚决不给鸡吃饲料添加剂,成本就更大了。最关键的是害怕死亡,否则到快要出售的时候来场“灾”,那么消耗的4-5万元的粮食就只有变成了一点可怜的鸡粪。
上面的两个例子说明,有机生产无论成本、风险、风味,还是放心程度,都是现代技术所不能比拟的。
有机产品理应由“慧眼”识别。否则,好的产品卖不上好的价钱,就只有任食品烂下去。由于造假的成本远低于生产真产品的成本,市场选择了不健康食品,社会从此不能和谐。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亲自卖有机大米,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啊。
本文作者: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原副秘书长,弘毅文明驿站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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