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幻动态】末日来临时——文学中的末日书写

来源：互联网 2024-11-10 22:16:38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末日”是一个可深可浅的话题，它可以是宗教意义上人类要面临的终极惩罚、现实中气候恶化等环境问题带来的真实焦虑，当然也可以只是一种夸张或比喻。对于后者，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想必我们都听过一句台词：“哪怕世界上就剩你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这句话其实恰好道出了一类文学中典型的末日场景——世界毁灭，仅存一人。英语世界第一部末日体裁的小说《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讲的就是全球瘟疫后，世界上终于只剩一个男人的故事[1]。这本书并不为读者所熟知，但科幻爱好者们想必听过它的作者——玛丽·雪莱（Mary Shelly），她的代表作《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2]。

1840年，英国皇家学院展出了Richard Rothwell所绘制的《玛丽·雪莱画像》（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多数时候我们不会认为有生之年真的会经历世界末日，但当我们频繁面对无常的灾祸，也难免心有戚戚地思索人类脆弱的命运。刚刚过去不久的新冠疫情爆发伊始，新闻中每小时激增的感染人数，在我们心中留下过多么不可磨灭的恐惧。日本倾倒核污染水事件一出，又有多少日料店急忙打出声明“我们所使用的都是国内自己养殖的产品！”小说《面包》发布于2003年，作者玛丽·李克特（Mary Rickert）曾提到，这部末日题材的短篇小说灵感正是源于时事新闻：“空投到阿富汗的食品与炸药用的是同一种颜色的包装，饥饿的儿童一旦拾起炸弹就会爆炸”[3]。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书中“我们”对“他们”送来的糖果的警惕，看似“小题大做”的恐惧背后是每个亲历者无法忘却的历史创伤，面包与炸弹的并置具像化了被战争的恐怖所笼罩的生活。

更多末日或后末日体裁的小说并不聚焦某一事件，而是着眼于更大的背景和更广泛的题材，如战争、流感、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社会异化等。其话题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深刻体现出某个时代大众心理的恐惧和焦虑。我们在开头提到的《最后一个人》，创作于1826年，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1817年至1823年的大霍乱。这本书在今天读来或许又格外应景。除了瘟疫、灾害这类不可抗力，那时的社会还在经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人们面对工业革命的剧变，正如我们如今面对人工智能一样忧心忡忡。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在《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就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文明彻底衰败后的末日景象[4]。主人翁乘时间机器穿越到了遥远的未来：文明由盛转衰，徒留大片的废墟，承载昔日光辉的记忆。人类分化为居住在地上的埃洛伊人和居住在地下的莫洛克人。埃洛伊人由于不事劳动，变得美丽精致、体格纤弱、智力贫乏。莫洛克人则在地下工厂从事生产劳作，他们惧怕光亮，夜晚是他们的捕猎时刻，而猎物，就是“肥美”的埃洛伊人。小说出版于1895年，正值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相交之际。彼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无疑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阶层分化，富人占据了最好的生存空间，无产者则被奴役于暗无天日的工厂，但谁能保证阳光之下的人就永远不会陷入黑暗？谁说黑暗中的人不配拥有光明？巨大的不平等几乎是人类社会发展要面临的终极问题之一，历史不断将我们抛向这个困境，又不断在漫长的挣扎和前进中给出答案。但所有的回答都是暂时的，新的时代终将面临新的问题，文学将彼时的思考与想象带给今天的我们，让历史走进当下，在当下想象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笼罩在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核爆的恐惧之下，末日题材的小说中也涌现出大量关于此类话题的佳作。核战争作为触发大灾难的按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是有着强烈的相关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文学作品常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对人性、对信仰更深入的讨论。沃尔特·米勒（Walter M. Miller）的长篇小说《莱博维茨的赞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5]。小说设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核战争几乎毁灭人类，幸存者们从崇拜知识走向另一个极端——憎恶知识，认为如今的灾难正是掌握太多知识造成的，于是开始残忍地屠杀知识分子。无辜的学者们只好躲避在教会，其中一人就是莱博维茨，他致力于记录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却不幸被暴徒抓住并施以火刑。此后，教会在种种波折中依旧力图保留人类的宗教、政治、哲学、科学。而人类数百年后也重新诞生了文明，有了国家、文艺复兴、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和战争，甚至发展到了可以外星移民的高度。然而最终，世界依旧如被诅咒般毁灭于丧心病狂的核战争，人类文明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莱博维茨的赞歌》借科幻写现实，借末日写文明，在宏大的想象之下，是哲学的困惑和对历史的叩问。而核战争在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的作品《重生》（The Chryisalids）（1955）中，则是由显性到隐形、由台前到幕后，是一切荒诞的罪魁祸首[6]。人类处于看似传统的农业文明，实则分化为两个阵营，“正常人”生活在富庶的村落，“异种”被驱赶至边缘村。人类信奉的宗教最重要的教义就是驱逐异种，因为“上帝之形象方为人类”，“吾主之血脉永葆纯净”[6]。随着情节展开，作者暗示，让人类如临大敌的异种，其本身并非罪孽，而是核战争残留的核辐射下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罪孽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当然这本书更深刻的主题并非仅仅抨击核战争，而是用夸张的设定批判人性中排除异己的残忍和偏执。温德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极具代表性的科幻作家，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三尖树时代》（The Day of the Triffids）表面上是书写物种变异，实则充满了冷战时代的政治隐喻[7]。按照小说中的设定，三尖树这种疯狂攻击人类的变种植物，是苏联最早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研制出的；而导致人类失明的强光，也是由某种新型武器所致。

电影《三尖树时代》（The Day of the Triffids，1963）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1962年，《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首次触及生态恶化这一话题[8]。生态评论家布伊尔（Lawrence Buell）称，这本书开启了文学作品的生态末日元年，它描绘了环境带来的灭绝，而不是“炸弹或屠杀”[9]。20世纪60年代后，人类对科技的反思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根本上，体现的是人类近几十年来愈发显著的生存危机意识，在文学批评领域也兴起了生态批评的热潮，并逐步演化出生态女性主义等。科技固然可以使美好的想象变为现实，但科技的本质仍旧是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当这一工具突破了自然的极限或伦理的约束，它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层出不穷的生态问题终于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力量与美德并不总是可靠，人类也未必总能站在神的位置上奴役自然。人类中心主义曾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和坚不可摧的信仰，如今却要被画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反乌托邦色彩，她的“疯癫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疯癫亚当》（MaddAddam）——以高超的叙事技巧描绘了被科技异化后荒谬可怖的世界：人文精神让位于科技迷信（technophilia），道德底线不再，自然伦理被无情践踏[10,11,12]。《羚羊与秧鸡》的主人翁“秧鸡”是一位生物工程师，他认为人类已经不值得拯救，所以一手制造出毁灭人类的药丸，并构想将世界交到他所创造的新物种——“秧鸡人”手中。书中关于“后人类”（posthuman)的描写是冲破人类中心主义后对生命可能性的崭新探索。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常被视作女性主义作家，她于2007年获诺贝尔奖，代表作《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是一部探索女性成长的先锋作品[13]。后期她涉足科幻领域，有一本写于1999年的后末日题材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Mara and Dann: An Adventure）[14]。小说中地球因环境破环严重再次进入冰川纪，干旱严重，寸草不生，文明已是遥远的神话。人类从物质和精神上都几乎处于一片蛮荒，小说中一对姐弟由南至北的“出埃及记”，目的既是寻求生命之水，也是找寻精神的绿洲。这部作品中，人类文明的残存印记，如飞行器、铁轨、太阳能板——孤魂般飘零于后末世原始荒蛮的人类社会中，无奈地承认了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力量和漫长历史纬度面前的荒谬可笑。

末日不仅仅是末日，而是一个丰富的试验场，关于哲学的、信仰的、性别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大胆的演绎。近年来末日或后末日小说这个体裁也不断得到开发，不断带给我们惊喜。大卫·布林（David Brin）在作品《末日邮差》（The Postman）中，突出地体现了“神话”在人类社会发挥的作用[15]。主角一路靠着“谎言”前行，他假扮成邮差，声称自己代表正在重建中的美国政府，他是国家信仰；“独眼巨人”——一部计算机——是科学信仰；传奇将军，是英雄信仰。“神话”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崩溃中带来秩序和希望。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作品《路》（The Road）既是末世题材也是公路题材，父子俩怀着渺茫的希望踏上去往海边之旅，沿途所见，皆是赤裸的残暴和荒凉，“人吃人”已是不足为奇，他人即危险，人间即地狱[16]。看完这部硬核作品，会想或许这才是末日真正的绝望。大部分时候，末日面前众生皆危，也有一些时候，“你是谁”很重要。梅格·埃利森（Meg Elison）发表于2016年的处女作《末世之路》（The Book of the Unnamed Midwife）中就做了这样的设定，突如其来的大流感只攻击女性，尤其是怀孕的妇女，母亲和孩子都不能幸免[17]。很快，女性的地位就变得微妙，女性身份既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资源，在故事中，任何一位女性都可能被迫成为奴隶，而怀孕后的女性也几乎会面临生命危险。故事中的主人翁是一名助产士，她女扮男装，独自求生，沿途见证了各式各样的社区关系：有的地方将女性作为资产，为其指定配偶；也有地方建立了以女性为主导的“蜂房”式社区。终于，很久之后，助产士接生了灾难以来第一个孩子，他不是唯一的孩子，却是世界毁灭后的“第一个”，他意味着重生。助产士在日记中写道，“在开始的时候有了瑞亚。再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了，她就是为什么”[17]。这本书的设定虽然类似于末日，有经典的“崩溃”“游荡”“搜寻”与“生存”等主题，但它更多的是打破了自然生态下男女关系的平衡，幻想“生育”不再代表新生，而是成为通向地狱之门的情况下，性别意味着什么，人类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

电影《末日危途》（The Road，2009）剧照

（图片来自时光网）

上述提到的许多作品都经过了影视化改编，小说中奇异诡谲的景象和惊心动魄的情节通过影视化能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震撼。尤其要推荐科马克·麦肯锡的《路》改编的同名电影，中文一般译为《末日危途》，喜欢暗黑惊悚风格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这是一部宝藏。通过末日想象，我们能够摆脱习以为常的视角，重新审视周围的社会与世界，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为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载体。末日最早源于宗教中“apocalypse”的概念，末世文学也常被叫作“启示录文学”，它内在“有因就有果，有做就有罚”的逻辑，带给文学作品以极强的冲击力和某种情感上的可信力——你未必相信它是真的，但你认为它合乎情理。当然，或许也有一些作品，在读者看来过分荒诞，与实际生活体验和认知相去甚远。但即便如此，也可以将它看作一种思维实验，在极端条件下，作者传达了他对人性的认知。那作为读者，设身处地的话，当我曾见证过伪装成面包的炸弹，我是否还会接受一包敌人的糖果？当我在一片荒凉中艰难求生，我是选择坚守人性还是生存至上？当我手握毁灭的力量，我会甘心做凡人还是索性做上帝？或许这些独属你我的思考，才是阅读末日体裁小说最具趣味的地方。

作者：杨舒惠，武汉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南方文学、末世文学。

参考文献：

[1] SHELLY M. The Last Man [M].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2007.

[2] 雪莱，玛丽. 弗兰肯斯坦 [M]. 毛荣贵朱琳，译. 北京 :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7.

[3] 亚当斯，J. 约瑟夫编. 废土：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 [M]. 姚向辉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4] 威尔斯，H. 乔治. 时间机器 [M]. 顾忆青，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5] 米勒，沃尔特. 莱博维茨的赞歌 [M]. 栾杰，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 温德姆，约翰. 重生 [M]. 陈元飞杨丽，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7] 温德姆，约翰. 三尖树时代 [M]. 陈元飞杨荣广，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8] 卡森，蕾切尔. 寂静的春天 [M]. 张雪华黎颖，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9] BUELL 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M].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10] 阿特伍德，玛格丽特. 羚羊与秧鸡 [M]. 韦清琦袁霞，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1] 阿特伍德，玛格丽特. 洪水之年 [M]. 陈晓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2] 阿特伍德，玛格丽特. 疯癫亚当 [M]. 赵奕陈晓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3] 莱辛，多丽丝. 金色笔记 [M]. 陈才宇刘新民，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4] 莱辛，多丽丝. 玛拉和丹恩历险记 [M]. 苗争芝陈颖，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5] 布林，大卫. 末日邮差 [M]. 于金权，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16] 麦卡锡，科马克. 路 [M]. 杨博，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17] 埃利森，梅格. 末世之路 [M]. 李永学，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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